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剪纸馆盈满中国红烟台非遗人巧手片纸展宏“兔”******

　　(新春走基层)剪纸馆盈满中国红烟台非遗人巧手片纸展宏“兔”

　　中新网烟台2月3日电题：剪纸馆盈满中国红烟台非遗人巧手片纸展宏“兔”

　　记者王娇妮

　　当非遗剪纸遇上癸卯年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烟台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梁巧艳比往年更忙了。把小剪纸从装饰品变成大产业，用剪纸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，是她的新年目标。

　　走进位于烟台所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剪纸馆，“中国红”扑面而来。窗户上贴着红红的窗花，大人小孩围坐桌前剪图样。墙上、架子上展示着不同风格、不同题材的剪纸作品、文创产品，用“一抹红”向来到馆里的海内外游客传递中国年味儿。

图为梁巧艳在剪窗花。　王娇妮摄

　　据悉，烟台剪纸历史悠久，样式品类丰富。其中“单色、勾绘染色、衬色、拼色”等技法呈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，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　　“小时候，窗花里的故事令我着迷，每看到不同图案的剪纸就缠着奶奶给我讲故事，‘刘海戏金蟾’‘八仙过海’之类的传说都通过窗花纹样走进我的脑海。”梁巧艳告诉记者，她出生于剪纸世家，5岁开始画窗花、学剪纸，与剪纸有着解不开的缘分。

图为梁巧艳创作的剪纸作品《芝罘仙境》。　受访者供图

　　长大后，梁巧艳不断钻研技艺，挖掘当地题材，拜访国内外名家，并在创新中积累经验。“一刀一纸”不足以概括剪纸，在她看来，最重要的还是“故事性”，要能够“纸中生意”“纸中传情”。

　　近年来，梁巧艳聚焦身边带有正能量的人和事，以纸为媒讲故事，在烟台城市发展、乡村振兴、国之重器等题材上，不断推出优秀作品。

图为剪纸衍生品。　王娇妮摄

　　“耗时最多，也最有意义的作品是胶东红色文化主题创作。当时我跟随专家一起重温胶东革命历程，创作出百余幅剪纸，以此传承红色基因，同时希望向人们传达要珍惜现在幸福生活的涵义。”梁巧艳称。

　　剪纸不仅能贴在窗上，还能“解锁”更多场景。当剪纸与生活用品、办公文具甚至是网络游戏相结合时，又开发出大量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新产品。如今，梁巧艳的剪纸工作室不断发展壮大，订单越来越多。

图为梁巧艳在介绍烟台剪纸。　王娇妮摄

　　“不少企业找到我，希望私人订制剪纸产品，作为礼物送给海外客户。”梁巧艳称，这些礼物将中国非遗与中国企业发展相结合，在“出海”的同时，也把中国故事越传越远。

　　随着网络直播的流行，梁巧艳把剪纸课堂从学校、社区搬进了直播间。在年前开设的一场双语角网络课堂上，许多泰国、俄罗斯学生通过直播学剪纸，在“现场教、现场剪”的云端，中外师生共同经历剪纸带来的美好时刻。

　　“作为非遗人，不应该排斥新事物，而应该不断拓展传播渠道。”梁巧艳告诉记者，只有不断壮大产业，才能促进更多的剪纸艺人创作出好作品，巧手片纸间，也能大展宏“兔”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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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王朝更迭时，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？******

提及中国古代货币，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“圆形方孔铜钱”模样。若是定睛一看，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——“开元通宝”，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，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，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、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。

然而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？

今人的印象里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，随着政权的更迭，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，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，不复流通。就好比在当下，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。

事实上，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。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：“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，轮廓圆整，书写端庄，间发青绿砾斑，古雅可玩，背有指甲痕，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，形如新月。”（《韵石斋笔谈》）依照此人的描述，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。

这样看来，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。那么同理，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？那些印有年号的“通宝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？古代朝代更迭时，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？

五铢钱，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

中国古代的货币，长期是一种“金钱本位”，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，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。因此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，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，也无疑更为重要。

以铜铸造钱币，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。这一时期，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，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，即布币、刀币、圜钱（也称环钱）和蚁鼻钱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全国，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，秦国圆形方孔的“半两钱”成为全国通用标准。币制的统一，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，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。

其实，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，铢、两成为货币单位，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，并非始于秦始皇，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。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，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，而非新的开始。

秦二世而亡，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，“半两”之实已然不复：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，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，譬如秦的“半两”、汉的“五铢”。后来，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。秦半两原重半两，吕后二年（前186）就减为八铢，文帝五年（前175）减为四铢。按照“二十四铢为两，十六两为斤”（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）的标准来换算，这“半两”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，自然很难再将之与“半两”之名对应起来了。

西汉八铢半两钱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而且，由于“秦钱重难用”，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，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、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。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

譬如，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，和文帝关系很好，甚至在文帝病时，为他吸吮痈包。当邓通被人断言“当贫饿死”，文帝看不下去了，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？便大手一挥，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。邓通籍此私铸铜钱，“邓通钱”遍布全国，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。（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）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，也是“即山铸钱”狠狠地发了一笔。

这种民间铸币滥行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，物价膨胀，诈伪肆意，管理十分困难：

又民用钱，郡县不同：或用轻钱，百加若干；或用重钱，平称不受。法钱不立，吏急而壹之乎，则大为烦苛，而力不能胜；纵而弗呵乎，则市肆异用，钱文大乱。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

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，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。元鼎四年（前113），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，为汉武帝所采纳。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，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，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——“五铢钱”。在此次之后，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，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。

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，多达300余万枚、重达10余吨。来源/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

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，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“禁五铢、行新钱”的挑战，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，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，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，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。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“直百五铢”，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，作价则是百倍，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、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，果然，数月之间，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，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。当然，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，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萧梁时期，梁武帝铸梁五铢，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，称为“女钱”，并且多次颁布诏书，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。然而，效果并不理想，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，“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”，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，有“直百五铢、五铢、女钱、太平百钱、定平一百，五铢稚钱、五铢对文”等，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。（《隋书·食货志》）此外，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，如“太和五铢”“永安五铢”等等。